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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多年记录和研究“文革”的科学家 ——专访网上“文革博物馆”创办人华新民博士(一)

January 27, 2017

2017-01-17

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主编华新民 (记者杨青摄)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7,01,14)

*专访网上“文革博物馆”创办人华新民博士*

2016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1966年发出《五.一六通知》原件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录:一位多年记录和研究“文革”的科学家——专访网上“文革博物馆”创办人华新民博士。

华新民先生原是任职于美国国家宇航局空间飞行中心的科学家,现在已经退休。他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记录和研究者。

以下请听采访华新民博士录音的第一部分。
*华新民:读大三时离开力学系去学英文,1966年和外语教研室老师一起参加“文革”*

为了了解这位科学家为什么花费十七年业余时间从事“文革”史料和回忆的收集,以及“文革”研究,我请华新民博士谈谈这方面工作的缘起和相关的早年经历。

华新民:“我是个退休的物理学家。《华夏文摘》网上“文革博物馆”是我开始办起来的。它是‘文革’30周年时办起来的。

我是1962年从上海中学毕业,进入当时还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读的是五年制。”

 

主持人:“‘文革’开始时差一年毕业,是四年级对吗?”

华新民:“对。但我的情况特殊一点。我读到三年级,1964年时,学校让我停止学力学,离开近代力学系到一个临时组织起来的‘英语专修班’去学英文。

当时因为学校缺乏英文老师,你知道我们那时大部分人学的是俄语,学英语的非常少。我们一个班60人,只有9人中学开始学英文。6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变坏,几乎所有学生都不想再学俄语,要改学英文,但是没老师。这当然不是我们单个学校的决定,当时教育部有个通知‘如果你们学校有条件,可以自己培养英语老师’,是1964年我三年级时。

其实我有一篇文章发在我们《华夏文摘》的文库里,我个人有个文集,题目就叫《英语改变我的人生》。大概来说,就是我从1964年底学英文去了,一直学到‘文革’开始。本来在1966年我按说是应该1967年毕业,可当时学校英语老师实在太缺乏,大家学英语的要求太强烈,所以学校就说‘你1966年夏天就毕业了,到秋天开学你就上讲台去教英文吧’。

可惜,你知道1966年的夏天……就没有夏天啦,‘文革’六、七月份就爆发了嘛,所以我就哪个系都不算了,算是归外语教研室领导,跟老师在一块儿参加‘文革 ’。”

 

*华新民:“文革” 中我被分配到云南军队农场劳动一年半后,到云南钢铁厂烧锅炉*

主持人:“等于与您同届同学处境和位置不一样?”

华新民:“对。我其实不管学英文,学力学,按规矩应该1967年毕业。到1967年毕业时,科技大学的学生,我算什么专业呢?没法算。

不光我们一个学校,全国有不少学校像我这样的,少数啊……我们学校实际上只抽了八个人去学英文,其它学校也有。当时就跑到教育部去“造反”,教育部当时也没人管,乱糟糟的。他们就说‘你们自己回自己原来那个专业,参加分配吧 ’。

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毕业证书》上还是写着“近代力学系”的毕业生。英语呢,比他们好;专业呢,实际也没少学。因为我去学英文,过了几个月他们就统统赶到乡下搞‘四清’去了。等到他们回来,‘文革’已经开始。所以我业务上可能比他们少学几个月,英语就比他们多学一、两年。”

 

主持人:“您在同时期同学中算是比较幸运的。后来‘文革’中毕业分配去了什么地方?”

华新民:“ ‘文革 ’中毕业我被分配到云南省,算是力学系(分配)。我也不敢跟人说‘我是学英文,本来要培养我当英语教师的’,因为‘文革’中,教师是一个很可怕的职业,所以我不想告诉人家这件事(笑)。

我就按照学校的规定被分配到云南省,是1968年底。那时候云南省还在‘武斗’,工厂都停工了,没有人会要我们这样的人。所以省里就把我们这些外地大学生,掺到他们本地。本地云南也有好多大学,也有毕业生,他们整班整班分到二十几个解放军部队,组成一个叫做作 ‘学生连’,除了军官以外,连长、排长是上边派的,下边全部是学生。我们外地学生就掺和到里边去。”

 

主持人:“和物理专业没什么关系?”

华新民:“没有。我去的那个学生连叫勐海……西双版纳三个县之一勐海县。我就在县城外一个解放军农场里劳动了一年半。这个跟物理什么都没关系。我们连里有云南大学物理系的、昆明师院化学系的、还有医学院、农业大学、林学院……什么都有。外地的也有清华、厦门大学的,零零碎碎,外地的比较少一点。我们在那里劳动一年半以后,大概1970 年中又分配,我被分配到昆明钢铁厂当工人。”

 

主持人:“和您的专业有关系吗?”

华新民:“没有关系。在钢铁厂我开始是工人,在热电车间烧锅炉的。”

 

*华新民:林彪垮台后逐渐恢复业务,进口电子显微镜须看《说明书》,我开始作翻译*

华新民:“作了大概两、三年烧锅炉的工人。这时厂里因为林彪垮台后开始逐渐有点恢复业务了。从日本进口了一台电子显微镜,找不到人看《说明书》,不懂英文,也不懂日文。这样厂里就把我找去,因为那些学英文的人不懂专业;而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学俄语的,英文都比我要少学很多。所以这方面我就比较有点优势,我大概从1973年一直做到1978年,给厂里做各种各样翻译的事情。”

 

主持人:“职称是什么呢?”

华新民:“就是技术员。”

 

*华新民:1978年我被调回中国科技大学教物理,教研室主任是方励之*

华新民:“1978年我被调回科大。因为那时候科大搬到合肥已经好多年,很多老师都流失掉。他们当时迁学校,大概是1970年时,就因为林彪的什么‘1号命令’迁到安徽去。教师基本上都没迁户口,所以他们只要在北京自己联系到一个单位,就可以调离科大,回到北京工作,没有户口问题。这样很多科大教师就流失掉。科大很急需,那时刚刚中央开始重视科学,在开‘科学大会’,还办‘少年班’什么的。那时科大正风头比较强,没有老师,所以就把我调回科大,但我没有去教外语,也没有回到力学系,我到物理教研室去教物理。”

 

主持人:“力学系是单分出来的?不在物理系之内是吗?”

华新民:“对。因为中国的制度……这些那时候是学苏联的,你看苏联有‘数学力学系’,清华大学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反正我们那时叫数力系,科大叫近代力学系,那时系主任是钱学森。这种分系办法在西方一般没有,西方这种力学系一般干脆就叫机械系。”

 

主持人:“那您进物理系这次就是教师了吗?”

华姓名:“对。那时还是助教,教研室主任还是方励之。”

 

主持人:“您和方励之先生共事有多长时间?”

华新民:“两、三年吧。”

 

*华新民:1981年来美后获博士学位,在美国家宇航局从事科研工作2013年退休*

华新民:“1981年我离开科大到美国来,是考李政道到中国去招的物理研究生。1980年通过那个考试,1981年到美国来,当时在UC San Diego(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念物理,一直念到博士。我基本上一直在作研究,退休前在NASA美国国家宇航局空间飞行中心从事科研工作,可以说是资深科学家、科学工作者。”

 

主持人:“一直到什么时候退休?”

华新民:“ 2013年。”

 

*华新民:我从1991年8月开始参与全球最早中文网站《华夏文摘》的编辑*

主持人:“您本来学的和您工作的专业,与专注‘文革’研究不搭界,您是三年前退休,而这个‘文革博物馆’已经建立了20年,这17年里您等于是在从事自己本专业之外,还在做大量的‘文革’材料收集和研究。是什么动因?”

华新民:“可以这么说,我基本上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做这事。当时因为……你知道《华夏文摘》是全球最早的中文网站……

 

主持人:“我知道,每星期五我都在等,当时在加拿大,那是非常值得盼望的一个时刻……”

华新民:“是,是。其实我在加拿大也工作过,有五、六年时间,我在多伦多。”

 

主持人:“您在最初时是因为《华夏文摘》,为《华夏文摘》工作是一批义工……”

华新民:“开始我也是很偶然的机会认得朱若鹏,你如果查《华夏文摘》中文出刊第一期的编辑叫朱若鹏。他现在在得克萨斯,基本上退休。他当时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读研究生,我在多伦多工作,我们两人就认得了。他办《华夏文摘》办了几个月,说需要人手,就问我能不能参加帮忙,我就参加了。

从1991年8月开始,我就替他编《华夏文摘》……轮流,过一段时间就轮到我编辑。”

 

*华新民:1996年纪念“文革”30 周年,实体博物馆办不成,办个网上“文革博物馆”*

华新民:“这时我就开始接触到一些……因为当时投稿的人当中几乎都是经历‘文革’的人,所以常常稿件里有对‘文革’的回忆,包括对‘知青’时代回忆比较多。

到1996年当时说要纪念‘文革’30年,我就提建议说‘也许我们可以编一期专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网页,只是投到大家信箱里去,你记得,就是每到礼拜五大家等着寄到他信箱里……

当时叫作‘增刊’,就是说不是Regular(定期)一期期的,是另外的,我就说‘把这些材料编起来,编成一期一期增刊,积累到一定数目就出一期’。1996年就这样开始。”

 

主持人:“您当时做《华夏文摘》赶上纪念‘文革’,那您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时间办这个‘文革博物馆’?它还有别的栏目嘛(华新民:是)。这个动因是什么?”

华新民:“动因呢,我想因为当时做《华夏文摘》的人当中,我算是比较年长的,算是对‘文革’经历的比较最完整。因为你知道当时出国到美国来念书的人中,有个年龄断层。到90年代,有一部分是像我们这样‘文革’前在大学里的。后来出来的,几乎都是七七、七八年(进大学后)出来的,当中这10年,像你们这种……十年当中毕竟能出国的人数相对来说少一点,经历比我们更艰苦、更艰难一点。所以在我们《华夏文摘》那些义工当中,也有同样一个年龄断层。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比较最合适,其他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很少,几乎没有,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情。

 

主持人:“您是一位亲历者,了解‘文革’这个事件。您觉得做这个‘博物馆’会起什么作用?对它寄予什么希望?有什么重要性、价值……您有没有一个初步考虑?”

华新民:“为什么叫‘博物馆’呢,主要因为巴金说‘呼吁要办文革博物馆’嘛,但是国内老是办不成,反正也没有人坚决反对,好像也还没有什么公开言论反对,但也没人去做这事。要在国内做的话,会碰到很多困难。在国外既然有网络,当时这是个很新的技术发展,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个……实体博物馆办不成,就办一个网上的‘文革博物馆’。”

 

*华新民:“文革博物馆”最早收入的文章。从义工输入手写来稿到后来http:// 出现 *

华新民:“当时最早我记得是王友琴写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还有宋永毅当时刚刚出版一本《文革和他的异端思潮》纸面的书。当时他也没地方推广这本书,他就联系到我,把当时那种‘三寸盘’寄给我,我就分成……连载在我们那个‘文革博物馆’增刊上。

现在当然网络上很多‘文革’的材料,很丰富。当时开头不是那么多,比较麻烦的是当时因为没有电子版,很多人是写信寄过来的手写回忆。我常常要找一些义务的人、有些自告奋勇的人愿意把它们输入进去,这是开头比较困难的事情。现在这些都已不是很大问题,基本上作者都可以自己写成电子文本给我寄过来。

当然,后来到1999年、2000年左右时就开始有网页了,就是http:// 这样的东西了。我跟我们《华夏文摘》的人商量以后,他们就建起了这么一个网站,我就可以不断把更新的内容放上去,目前就是这个状态。”

 

*华新民:我的文集中有不到三分之一是关于“文革”的文章。再忆“文革”初起*

主持人:“这么多年您自己写了多少篇文章?有没有粗略统计?”

华新民:“你可以查我有个‘文集’,基本上不都是‘文革’的,可能不到三分之一是讲‘文革’的。”

 

主持人:“您个人认为‘文革’在中国全面爆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同意哪种说法,起点应该从哪个时间点算起?

华新民:“‘文革’我觉得应该是从《 五.一六通知》发出。当然,5月16日当时在社会上我们并没有感觉。当时作为一般的学生,包括……我想你们中学生跟我们大学生当时大概有个共同感觉,觉得‘文革’是从6月份开始的。广播……或者头一天,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开始有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主持人:“那是6月1日吗?”

华新民:“我现在记得大概是6月2日。但是中国当时常常是头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就开始播第二天的……”

 

主持人:“前一天的晚上叫‘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华新民:“常常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是社会上、表面上我们的感觉,真正的应该从中央他们内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从5月16日开始。我的记忆,(《五.一六通知》)是一年以后才正式在中国官方电台还是报纸上刊登出来。

其实从那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刚开始时,我们当时也并不是很敏感,并不觉得是(‘文化大革命’开始)。 因为中国从1950年代‘反右’什么(运动)以后,经常会发起批判某个人,或者某个作品这种事,所以大家觉得这可能又是一个新揪出来、又要批判的对象吧,当时好像也不是很重视。

另外我们本来是学科学的,在科技大学,不关心这种……他们学历史的。其实我记得那时也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后来慢慢涉及到什么‘三家村’了,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时候就觉得,诶,这个好像涉及到比较高一点的官员,那时我觉得我们是个学生,政治敏感性还是不强,所以也不是很当回事。”

 

*华新民:说群众与领导间矛盾积蓄多年,点燃群众对官员不满,我觉得这说法不正确*

华新民:“当然真正到6月1日时才知道……6月2日?这事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什么时候是中央正式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尽管实际上已经改组了可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了,但好像一直没宣布,好像是6月初某一天。

关于这点,我最近有个想法,在回忆这事情——现在常常说‘你看中央一公布聂元梓那张大字报以后,全国就一下子轰动了,那么多学生就起来造反’,说明好像‘是这些年群众对领导之间的矛盾已经积蓄很多年,所以一下子点燃群众对官员或者对上面的不满’。

仔细想起来,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正确。”

 

*华新民:最早起来的都是学生,毛泽东当时为了点火,正好聂元梓大字报给他点着了*

华新民:“因为说老实话当时最早起来的都是学生。学生能够对……比如说校长、对学校领导能有多大仇恨?你要说中国社会当时积累了很多矛盾,这个我想没错。但是大概对这种感受更深的恐怕肯定不是在学校里。

而学校轰起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聂元梓张大字报里边实际上列出来的陆平他们的种种做法‘内外有别’呀、‘不要’什么……其实几乎是所有学校的领导都按同样办法来做的,而这也不是什么‘彭真’、什么‘黑帮’旧市委布置,这就是李雪峰当了新市委(书记),上台后通知叫各个学校这么做的。

所以我觉得完全是一个误会。现在看来……当然正好这么一来……我不知道毛泽东是不是清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他反正当时为了点火,他就东点一把,西点一把,正好这一把给他点着了就是。”

 

*华新民:最初十年“老三届”忆“文革”特别多,因“老五届”比“老三届”处境好*

主持人:“您经手‘文革博物馆’二十年,自己也研究,看很多资料,您觉得‘文革’研究到现在为止,进展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您见的什么类材料比较多?什么类材料比较缺?您所想到的……”

华新民:“我这几年比较突出的感受就是,刚刚开始办这个博物馆在1996年,大概这么划分,到2006年头10年,几乎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文革’中的大学生……一般称‘老五届’,几乎没有一个‘老五届’大学生比较系统地回忆‘文革’,几乎全是你们这样的‘老三届’特别多。”

 

主持人:“1966、1967、1968届初、高中三届,叫“老三届”,实际上是六个年级。大学因为有五年制,所以叫‘老五届’,对吗?”

华新民: “对,是这样。所以当时几乎都是‘老三届’的人给我们提供他的回忆、稿件。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恐怕跟‘老五届’大学生的地位有关系。

当然,所有人都在‘文革’当中受到不少苦难,但比较起来,‘老五届’的人还算不错。比如说‘老五届’像我们这样也下乡去过,我还到过西双版纳。但是有个差别,当时我去时几乎还没有到西双版纳去的‘老三届’学生。但就在这一年多当中,我离开西双版纳时(‘老三届’)就开始大量去,有的到种橡胶的农场,那地方叫‘橄榄坝’我记得,大量去。还有插队落户的,包括后来全国出名的‘知青’朱克家,(主持人:知道)上海人,他就真的到那里插队落户的。

我们大学生也去过,但是跟他们不一样。第一我们有固定的工资,第二,我们有期限,我们知道不可能一辈子在那儿。所以等到再过了两年,‘文革’实际上从林彪死以后,实际上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也开始平稳起来时,我们这些‘老五届’生活上……基本在社会上还算安定。尽管可能专业也不对口,各方面都不如意,但至少有个职位。至于说到‘文革’结束以后,更加是‘落实政策’什么的,在社会上基本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相当不错的地位。

但是‘老三届’就不一样了,‘老三届’那些年到‘文革’结束以前,当然不用去说了。‘文革’一结束他们第一个事情就要争取离开农村到城里,回去读书,或者回去工作。然后进了城又面临就业问题、生活的种种问题,他们的苦难比我们多得多。所以当时越是苦难的人,越是叫得响,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老五届’人那时几乎没有对于‘文革’的回忆,很少。而‘老三届’的人对‘文革’回忆特别的多。

所以,我的评论就是说,实际上‘老五届’大学生在‘文革’前(期)和‘文革’中后期,以及‘文革’结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社会有比较稳定的社会地位。当然不去说那些‘造反派’的头头,被当成‘三种人’关起来的。大部分人还算是有稳定工作,在社会上已占据了不错的地位,所以他们至少没有时间来回顾‘文革’。”

 

*华新民:近十年“老五届”退休,回忆录后来居上,清华、北大有回忆文集出版*

华新民:“但从2006年到现在又10年,这10年中‘老五届’的回忆录比‘老三届’又后来居上。我觉得主要原因是‘老五届’人退休了。他们就有时间去回顾、去想了。尽管受的苦难可能不如‘老三届’多,但他们考虑的问题、视野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这10年我觉得,比如说清华、北大啦……包括那几个学生头头,王大宾啦……几乎个个都写了回忆录。普通群众回忆录也有成文集,北大、清华的都有出版。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华新民:我比较注意的是他们对“文革”总的反思,包括对毛泽东*

主持人:“一般来说,这些文字很大一部分是讲个人经历,也有些是总体性反思‘文革’得失,还有些从更纵深、更广阔的历史层面去比较‘文革’发生是否与世界史上哪些时期、哪些历史现象有关联……这三条我看是比较大的线索。您觉得在哪些方面占比重多一点?回忆的充分一点?哪些还不够?如果很概括来回顾这50年关于‘文革’的描述、回忆、总结、反思,您比较注意的是哪些方面?您对它们有什么点评?”

华新民:“个人的故事是千变万化,各人有各人的,很难一概而论。总的来说,我比较注意的就是他们对‘文革’总的反思,包括对毛泽东。

比如说毛泽东,现在据我知道……我现在一直在看,尤其是清华大学的,他们出了好几本。蒯大富本人也有,还有另外派的孙怒涛、沈如槐……头头也写回忆。”

 

*华新民:原清华老死不相往来的“文革”两派,现坐在一起回忆,很有价值*

华新民:“还有,出了一本叫《历史拒绝遗忘》是孙怒涛编的,但是两派人(回忆)都有。另外还有杂七杂八的。当然他们也有是讲些……比如环绕一个具体问题,他们哪一次武斗。两派以前是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两派人可以坐下来一起谈。说当时‘我们这边是怎么怎么布置’,那边‘是怎么怎么布置’,后来打得为什么死了人……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很有价值,尤其将来也许历史再作考证的话,说不定可以省很多力气。

但我比较注意的是在一些较大的事情上,比如说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以前当然我们那个时代,包括大学、中学生全部都是‘毛粉’,几乎没有例外。现在当然有非常大的分化,非常大的多元化。我最近还专门仔细收集了比如蒯大富他怎么讲的,同样是‘文革’的头头王大宾又是怎么讲的,其他人又怎么讲的……”

 

*华新民:我看蒯大富“崇毛”与“怨毛”及“文革造反派”头头中今天较多“毛粉”*

华新民:“我最近正在准备一篇东西,谈了这么几个问题。大题目就是‘老五届大学生对文革的反思’吧,里边我专门谈了‘蒯大富的崇毛和怨毛’。崇就是崇拜毛泽东,有很多可能大家都知道,比如他说‘毛泽东是我们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笑)。他2014年在他们学校同学会上正式宣布‘蒯十条’,他说他有10条对历史和现状的看法,其中第二条就是这个。”

 

主持人: “他这样的经历,经过50年后,是这样一个思想的结果,您怎么看?”

华新民:“他也有‘怨毛’的地方,你可以说是怨恨、埋怨吧,主要是老毛后来把他们抛弃掉了。实际上,他真正受到毛欣赏的也就是一年多吧,可能不到两年。

总的看法,我现在有个观察,在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当中,‘毛粉’反而是‘造反派’头头当中比较多。‘造反派’的群众组织,群众当中分化很大,我无法说‘毛粉’多还是‘毛粉’少,但是至少在头头当中,‘毛粉’比原来‘保守派’的头头好像明显的多。

我分析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保守派’头头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以后他们很自然而然的得到重用,所以他们不会怀念‘文革’当中的事,只会感激后来邓小平或者陈云这些人对他们的重用、感谢‘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机会,他们很多人都当大官了。而‘造反派’的头头,其实他们出身也都挺好的,尽管他领导下的组织可能成分比较杂,但是这些能当上头头的人当时起码也是‘红五类’。”

 

主持人:“其实所谓‘出身太坏’的人,连‘造反’都是不行的。”

华新民:“对,对。能当上头头的,当时起码也是‘红五类’。平民出身的多,最多就是有中下层干部(出身)吧,所以‘文革’以后‘清理三种人’没有人保护他,很多人都倒了霉,有严重的当时坐牢了。”

 

听众朋友!专访网上“文革博物馆”创办人华新民博士访谈录第一部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

 

以上“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姚监复:反右派斗争的理论根源是王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January 15, 2017
  • 王明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姓资不姓社

1941年9月毛泽东对王明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毛泽东主义。我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部基础理论著作。”王明的回答是:“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前途。如果你用‘新民主主义’来对抗列宁主义,你就一定会遭到失败。因此,我劝你丢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想法。” (王明:《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7-19页)

王明批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维护资产阶级、敌视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敌视社会主义。”(王明:《中共50年》,第186页)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只能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路线的四条论据:1、存在帝国主义;2、土地革命尚为完成;3、中共的资本主义尚不发达;4、民族资产阶级仍参加革命。证明毛泽东信奉资本主义,不顾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不打算执行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王明:《中共50 年》第198-199页)

王明认定“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坚持的那条路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在国内取得胜利,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正确的路线,而毛泽东强加给那次全会的路线(革命胜利后必须长期走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则是错误的路线。”(王明《中共50 年》第152页)

王明首先向毛泽东发出了“姓资姓社”的挑战和争论,但是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发源地却是托洛茨基和中国的托派。

早在1922年托洛茨基写的《1905年》就强调他的“不断革命论”: “无产阶级掌权后,又不是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自己统治的范围内,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样情况下,它不仅会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还会同那些协助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转引自郑超麟:《史实与回忆》,第三卷,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第239 页)

支持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中国共产党81名党员,包括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1929年12月15日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指出,共产国际、斯大林应对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并分析了原因与前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城市中,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二日即应进行没收中外银行及大工厂企业,打破私有财产制。在农村中,因为土地在资本家化的地主之手,富农多兼高利贷与剥削者的资格,是贫农与雇农仇视的中心,是农村革命的对象,当然在乡村中更无与富农联合战线之可能:我们应该领导贫农,反对富农,使中农中立,在下一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民主专政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反动的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1989年3月,台北时报文化公司,第1326页)

对于王明坚持至死的中、苏托派的不断革命论,共产国际是不同意的,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是决议”中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如以为现阶段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同样地,认为现阶段的革命是‘不断革命’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这个错误与托洛茨基在1905年所犯的错误相似。”(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地746页)

因此,王明在1940年代批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即新式资本主义,采用的理论是1905年托洛茨基和1928年中国托派的“不断革命论”,要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941年,比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1957年要早16年,就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政治斗争,把反对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产阶级、敌视无产阶级的政治大帽子戴在毛泽东头上。王明从1941年就从思想理论上提出了“姓社姓资”的问题,打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大门,他从理论上认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的党内第一个大“右派分子”,正是毛泽东。恰好是王明认定这位右派领导人毛泽东,1957年反手夺过王明的政治大棒,打倒了几百万右派分子,而制造了一场政治浩劫。

 

  • 毛泽东反对过、又接受了、还发展了王明的不断革命论

     为了战胜国民党,夺取政权,善于审时度势,精于权谋的毛泽东反对王明的不断革命论,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述,并得到了党的七大的支持,通过了宣扬发展资本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1996年8月第一版,第232页)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专政的专制独裁制度,毛泽东、共产党高举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旗帜,公开向国内外申明自由民主的中国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们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6》1979年11月,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页)“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允许其存在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

     因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获得了民心,战胜了蒋介石的鼓吹一党专政的《中国之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通过了准宪法的《共同纲领》,第一条就肯定了新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明文规定公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人权。没提社会主义。

同时,从1941年到1952年王明一直受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批评,要求他承认错误,写出声明书,公开认错。王明认为“从1952年底,毛泽东承认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许多人懂得,我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坚持的那条路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旦在国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正确的路线,毛泽东强加给那次全会的路线(革命胜利后必须长期走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则是错误的路线。因此,毛泽东在一个时期里不再要求我写承认错误的声明书了。”(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52页)

为什么1952年以后毛泽东放弃了自己的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而在思想理论上向自己反对过的王明的不断革命论投降呢?毛泽东放弃了革命阶段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有几十年、上百年时间的判断,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日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时,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这样就必然开展连绵不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路线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批判,镇压反革命分子,直至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反修正主义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不断革命论必然产生的孽果。

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必然出现“姓资姓社”的争论与斗争,不断革命论必然催生反右的恶果,可能是反右派斗争更广更深度扩大化的文革,也可能是中小型文革、反右的清污、反自由化、五不讲七不讲,形式、规模、称号不同,本质无异。赵紫阳认为,建国后的左倾错误开始于放弃新民主主义论,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点,批判刘少奇、周恩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向王明的不断革命论倒戈投降的原因复杂,同1948年以后国际国内环境密切相关,也与他个人性格有关。

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批判铁托,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革除教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纷纷清理门户,打出一个又一个的反党集团,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宣布人民民主国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兄弟党统一思想、纪律,向十月革命、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意识看齐,逼使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调整独立、自主的方针,在“姓资姓社”的政治压力下,力图洗清美国、苏联对“毛泽东是不是又一个铁托?”的怀疑。毛泽东震惊于第一次访苏会见斯大林时被称为“先生”,而不是“同志”的不被信任,自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读得太少,理论上斗不过来自共产国际领导层的王明,即时请派红色教授尤金博士来华,协助编毛选。这样,在同王明的理论争斗中自认失败,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承认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是指南,是百科全书,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接受了斯大林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实践中按“姓资姓社”,不断革命论和苏联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肃反扩大化、垄断资源、权力、思想的斯大林模式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斯大林去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职位空缺,毛泽东跃跃欲试,急于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以实际成就顺势取得世界革命领袖高位,脱离实际地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造成几千万人饿死的大浩劫,不断反右,越来越左,直至文革。文革思潮遗祸深远。不断革命论为害非浅,反右派斗争是这场罪恶因果链中重要的必然出现的关键环节。

杜润生回忆,当年毛泽东曾向他们讲过:“新民主主义是个桥。”我请教杜老,桥是什么意思?杜老回答:“过河拆桥!”即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作为策略、权谋、口号同蒋介石斗争,争夺民心,以夺取政权。夺权以后,即拆桥。而且,胡绩伟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埋下两个伏笔: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这两个大棒在反右派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大帽子就使右派问题性质变成敌我矛盾。毛泽东的三大改造并非新意,正是托洛茨基1905年,中国托派1928年设计的不断革命论的具体内容,将支持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农民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经过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1957年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土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毛泽东对国内的主要矛盾有了新的判断,1952年6月认定“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1997年4月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0页)早在192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把知识分子就划到在革命对象中,到了1952年把资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时,也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在内。这样,根据不断革命论而开展的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批胡风、批胡适,直至声势浩大、危害深远的反右派斗争,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出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姓资姓社”的阶级斗争现象。只是批评者由王明变成了毛泽东,被批判者由毛泽东变成55万无辜的右派分子,他们自觉自愿地跟着毛泽东走上了新民主主义大桥,以为走上了民主、自由、富强的光明大道,不料想,改姓不断革命论的毛泽东过河拆了桥,55万右派,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几千万文革受难者和全党全国人民掉下了万丈黑暗的深渊。

毛泽东反对过,又接受了,最后在文革中又大大发展了托洛茨基、王明的不断革命论,这是中国的悲剧,尚未认真、彻底清算的余毒影响长期深远的剧毒理论。

 

  • 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为全部右派平反,就是批“五人帮”

反右派斗争,过去60年了,一个甲子,仍未得到真正的、公正的平反和赔偿。这场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浩劫的真相并未彻底揭露,档案仍为公开,当事人和恶人的罪责更未追查和追责。逝者的冤魂并未安息。反右政治创伤后遗症仍在折磨极少数健在的受难者和许多右派家属后代。原因在于虽然胡耀邦努力为右派分子平反而奋斗,但是邓小平坚持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能改正,不能平反。其根本原因在于文革的拨乱反正是不彻底的,只能批“四人帮”,不能批“五人帮”,而反右时还没有“四人帮”。不追究主犯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日本怎么会承认战争罪,诚心道歉呢?反右不追究主帅毛泽东的责任,怎么可能彻底平反呢?

     胡绩伟回忆,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的批判矛头是针对“四人帮”还是“五人帮”,有过深入研究讨论。胡耀邦的意见是,公开提法是批“四人帮”,但实际做的是批“五人帮”,老人家做错的事,也要批,也要平反。比如反右派斗争的1957年,那时还没有“四人帮”呢!右派分子也应平反。因此,最初发出的文件是为全部右派分子平反。但是,邓小平不同意否定毛泽东,包括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时,强调毛泽东是党和各族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反对“非毛化”。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副帅,反右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对反右派斗争定性为“正确的必要的”,对几十万右派分子只能逐个改正,不能全部平反,留下几十个右派分子证明错误在于扩大化,留下一个林希翎不改正,证明学生中确实有右派,也是“扩大化”而已。胡耀邦当时就不赞成在学生中抓右派,平反时三次批示为林希翎平反,也没落实。事实证明,不认真彻底否定反右和文革,不批透“五人帮”,就不可能真正为反右派斗争和右派分子彻底平反。

如果理论上,思维方式上还是不断革命论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四个坚持、六条政治标准,怎么可能为右派分子摘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帽子呢?只要领导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形式的反右派斗争和思想批判,可能是文革式剧烈搏斗、反右派斗争式大批判,也可能是清污、反自由化、批普世价值式的思想斗争,或者是对刘晓波、高瑜式的法律审判,七八年来一次或者常态化制度化。

因此,杜润生、杜导正等老同志和张木生、刘源等红二代提出,不如重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承认现实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经济上还没有做到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政治上没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普遍、平等、无记名选举官员。当然,中国现实社会主义不是经典定义的社会主义,没有计划经济、公有制为主、按劳分配的实际内容,也不是资本主义,不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为实现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无论叫“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或“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实际上都是新民主主义结构,胡耀邦同意于光远的观点: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独立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这样,新民主主义社会应成为左中右可接受的共识,公约数。至于社会主义前途和党的领导两条伏笔,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深化改革,逐步弱化,与普世价值接轨。这样采取一种中间过渡的形式,和平处理“姓社姓资”的矛盾,具体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按照新民主主义论重新评价反右派斗争,真正为右派分子平反、赔偿。这将为构建和谐、富强、文明、法治的中国树立一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

 

2016.12.20

姚监复(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李逊:“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

January 13, 2017

博谈网 |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
2017-01-13 08:17 来源: 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作者: 李逊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文革在许多工人的记忆中,始终是一个值得怀念的蜜月。那个时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赋予领导一切的地位。1949年以后的中国始终称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而到了文革时期,地位被提得更高。用毛泽东那句被姚文元作为一篇文章题目的著名口号说,就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与今天工人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按照中国的阶级论的划分,所谓工人阶级,其实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被称作“产业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户口在城市者,也被划作工人阶级,而农村人们公社管辖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则被划为农民。直至今天,户口在农村者,哪怕在城市工厂工作了十年,也还是被排斥在工人队伍之外,被称作“农民工”。而“工人阶级”的外延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始终游移不定。有时似乎是全体工薪阶层,包括现在被称为“白领”的阶层,有时白领阶层又被分了出去。不过,不管如何划分,全民所有制工厂的生产工人始终被作为工人阶级的基本成员。文革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从所有的报刊文章、中央文件等来看,“工人阶级”显然只限于这部分基本成员。

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人数最多的工业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对全国文革局势影响之大,也是堪称领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阶层在文革中的地位。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党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历届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被作为工人方面的代表,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党工委系统的领导。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常委和委员的席位中,只有一个委员名额是留给工会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中,上海市总工会方面有4个名额,以后越来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届人代会更只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一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1]。虽然以工会领导代表工人作为参政成员的做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例,但这些工会领导一则脱离工厂已经很长时间,二则不是工人选举产生,只是共产党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说,至少在上海,政权对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来最多的。许多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十七年。

在上层,从1967年初的文革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后的文革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的比例都远比文革前高。在政府机构中,最初的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中,工人代表占了4 名,是占名额最多的[2];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工人代表43名,还是最多的。而在政党机构中,上海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3]。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视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杰出代表。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进入了上海权力中心,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更是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在各工业局、公司和基层工厂,工人也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达到顶点,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据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的统计:当时全市工宣队总人数10713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数共4142人,其中进党委者189人[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实职、掌握实权,许多人虽然只是副职,但权力往往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

在基层各级党和政府的委员会中安排工人代表,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文革前也这样做。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实权的工人干部,都是在长期的工作中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去的,长期的党或行政工作,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党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再算作底层工人的代表。因此,每次党代会、人代会,都会安排一些底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但这些代表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脱产,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仍然是工人,并不担当任何领导实职,没有相应权力。

更与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党的权力虽然更为集中,但党的威信却因文革初期干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产党的干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样神圣不可批评。文革中担任领导的工人就是因为造党政干部的反才得以被选拔进入党政机构的,因此他们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干部那样事事听命于党的干部,许多人甚至在整个文革中与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关系始终不融洽,尽管他们自己也担任了党的干部,这些新干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工人干部而不是党的干部。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权威。分割党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权威。因此他们无时不刻地注意自己这个群体在党政机构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对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希望对党政机构施于尽可能大的影响,甚至左右党政机构的决策。

而在事实上,党的组织也从来没有象在文革中那样委屈求全于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的冲击干扰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这种现象直到中共“九大”后仍未消除,虽然那时已再三强调恢复党的权威。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影响着整个上海的局势。从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上海所有的风波都首先由他们掀起,各派力量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支持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尊重,都想方设法与工人造反派稿好关系,工人造反派在各级领导中的席位以及对他们意愿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待文革的态度。甚至连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也多次要上海输送“优秀工人干部”,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都曾有过指示,周恩来向王洪文交办过此事,还曾批评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输送干部不多[5]。

不过,这一切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尽管在基层,参政的工人干部确实拥有比文革前大得多的权力,但在权力机构的上层,工人并没有多少话语权。文革的话语权一如文革前,只在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一言九鼎,一句话决定整个中国命运,没有任何个人和阶层有这样的强势。其实,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也并不握有全部的话语权,他们所握有的只是阐释毛泽东的主意或思想的话语权。毛将执行政策的话语权交给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干部阶层,在文革前,诠注和执行权都集中在干部阶层手中,但后来毛越来越不满于干部阶层对自己的阐释,将阐释权转交张春桥等人,由此发动了文革。

制定政策方向的权力,始终只在毛泽东自己手中。这是毛的三权分立:自己制定政策方向,文革派阐释政策,干部执行政策。

工人造反派拥有的也只是执行政策的权力。他们争夺席位,就是向干部阶层争夺更多的政策执行权。

干部阶层对工人造反派的渗透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使工人造反派参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要参政,首先必须入党。而干部阶层能够制约他们参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们入党,因为入党必须由党员举手通过。许多工人造反派因此迟迟入不了党,因此也就进不了党的领导机构。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后,这个问题才有所突破。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队”和“一打三反”,给干部阶层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机。在上海,一机、纺织、轻工、化工、仪表、手工、二机、冶金、电业,九个工业局,到1973年,已经担任各级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而在上海10个区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6]。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更是明确反对“直升飞机”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调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干部当权的领导班子。干部阶层的抵制,使得工人造反派在党政机构中的席位相对文革前虽然增加许多,但相比党政机构干部的绝对数,还是不高。

因此,尽管工人造反派占领了领导职务,但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生怕有朝一日时局复辟,那把“秋后算帐”的达摩克利特剑始终悬在他们头上。这其实是对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惧的延续,也是对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干部强势集团“永不翻案”之类保证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策始终是认同的,对毛泽东文革的方向,始终 “坚决拥护”。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以工人的身份对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表示过怀疑,在关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资、奖金、分房、劳动政策乃至上山下乡等方面,他们与当政者没有任何分歧,而且还积极拥护。文革8年不加工资,取消计时或计件奖金,除了上海,大多数地区连基本的5元月奖金都被取消;工人的起点工资下降许多,连上海都从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严重损害工人经济利益。这些已经当权的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表示异议,而且跟着拥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涉及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政策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地动员工人子女去农村。文革十年,看不到由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为工人说话或谋利的提议或政策。这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普通工人。

工人造反派关心的是“走资派还在走”之类的政治斗争,参政的目的是为自己群体争取更多的党政席位,这不得不使人得出结论:他们比较多具有的是帮派意识,而不是所谓的阶级意识。虽然这一切的背后,可能是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对民主权利的诉求。

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队。但1968年以后,党的权威重又恢复,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却始终守住自己的组织,在整合自己内部力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对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旋即马上宣布欢迎赤卫队员加入造反队。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绝大多数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势力在上海从此不复以组织形式对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将被击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门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义重新聚合成组织,重又成为对抗造反派的强劲势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对付反对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发动“砸联司”,一举扫除造反派内部的反对势力。从此,以王洪文为首的 “工总司”成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1967年底, “工总司”,召开“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其实就是“工总司”一家的大会,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而在1968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直到1 972年,“工总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称为“上海市工代会”。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国各地那样重起炉灶式的召开。1973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的骨干成员全部成为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各级基层也都是原来的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组织体系。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可以作为依托的组织平台;而作为文革初期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 “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总工会,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获得在党的权威恢复后的正常秩序中活动的合法资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

共产党执政后,对于工会与党的关系有过多次争议,每次都以试图维护工会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工会干部被批判调离或撤职而告终。各级工会干部是由党组织推派,还是由职工选举,有过多次争论。原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的关系上的工团主义”,因为李立三反对由党组织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选工会干部,甚至提出“肃清委派制度”,主张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调离全总。李立三的后任赖若愚尽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会工作的固有本质还是使他将保护职工利益和权利作为基本任务,赖若愚同样遭到批判和离开工会的命运。工会从此实际成为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必须无条件接受同级党委领导,没有自主权。在工会干部尤其是工会主席的任命方面,名为由工人自己选举,实际由党决定。党对工会干部不满随时可以撤换;即使撤换、选举或增补前与工会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会只能服从。工会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劳动竞赛,即动员工人多干活,根本不敢再向党和政府为职工争取权益。

工会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动,1970年以后,工会活动又开始恢复。上海市总工会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里,上海工人造反派视工会为自己的组织,不许他人干涉过问。例如,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制定了审批局、区、县工会的规定,提出对这一级工会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调动,必须经由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和批准。1970年左右上海机电二局和上海城建局党委欲增加本单位工会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总工会商量,上海市总工会就公开声称不予承认,并要这两个局的党委检讨错误,向上海市总工会补办手续[6]。

上海市总工会在工会干部的任命方面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不但对工会干部的任命,总工会还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进而对党政干部的任命也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据文革中上海市总工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回忆,当时的市总工会主要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施加影响:

其一是趁局、区、县重建工会之际,由市总工会直接委派或制定人员担任负责人;待局、区、县党委或革委会增补或调整领导成员时,便以工会输送工人新干部名义将这些人转入党政机构。市总工会这样做,下面的工会也层层仿效。许多工人造反派就是这样先担任工会干部,然后再以工人干部的名义“输送”进党政机构。

其二是强调党政机构中必须充实工人干部。市总工会认为哪一个局、区、县的党委或革委会里没有自己人,便以那里没有“文革中涌现的工人新干部”为由,由市总工会派去干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任王秀珍规定:“总工会可以向各区、县、局派干部,不仅派工会干部,也派党政干部。”主持上海市总工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1973年前还未入党,却可以推荐、指派人员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组室或办公室的核心,委派区党委副书记,以及其他党政成员[7]。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安排工人干部。为此,王洪文一再强调工宣队应由总工会负责管理。

其四是让已经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会领导职务,扩大工会政治资源,提高工会办事力度。王洪文从1967年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1971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间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王秀珍、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金祖敏、市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人陈阿大,文革中都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市总工会规定:在组建工会领导班子时,必须将担任党政负责工作的工人新干部安排工会职务,增强他们对工会的认同;凡被准备培养提拔担任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人新干部必须先到工会“过渡”,即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工会干部,培养对工会的感情,再去担任党政职务。靠着这样的政治资源,工会得以在党委中贯彻自己的主张。例如当“输送干部”等做法遭到党政干部抵制时,便由在市里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领导的名义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静安区、普陀区的负责人就是这样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职的[7]。

干部的任命,从来由党垄断。这一状况在文革中则被上海市总工会突破。总工会负责人叶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50%[9]。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 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10];此外,几次送往中央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由市总工会首先提名。

虽然,“工会是干部的学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宁提出,文革前党的组织部门也经常从工会选拔干部,但文革前工会的“输送干部”是被动的,即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唯独文革中的工会才有那么强的自主意识,不是等待被挑选,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动输送,甚至主动向中央和国务院输送工人干部。

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工会工作必须听命于同级党组织。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则通过以上办法,不但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严密体系,而且还把势力伸进了党政系统,通过各级工会影响甚至控制各级党政。这种现象是文革前所从未有过的。这种状况,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张得以上下内外呼应。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党的权力日益集中,党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的状况使得“党政合一”日趋严密。但在工会系统,工会干部兼任党的职务的状况反而分割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党对工会的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在参与及影响上海各级党政机构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自从1949年以来,宪法保护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全部兑现。只有在文革发动群众时期,即1966年至1968年,话语权才有所保留地释放。

从文革初期的1966年12月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便有着自己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刚开始时发行时只有3万份,以后发行量不断增加,最多时64万份,增刊最多时为105万份,超过当时上海党报《解放日报》的发行量。《工人造反报》上的许多文章,是当时上海基层必须学习的政治读物。更有不少文章被中共机关刊物《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转载。外省市造反派将《工人造反报》上的文章作为中央报刊的补充读物,以“学习上海经验”,揣摩中央文革“最新精神”[11]。

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不到两年,1969年后,有限度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也被完全收回,全国各地的小报、传单相继停刊,舆论重又归于一律。唯独上海《工人造反报》继续出版发行,外地对此意见很大,张春桥于是多次指示停刊。王洪文一拖再拖,希望能保留这个舆论窗口。直到1971年4月,才不得不停刊。

1968年,工总司打报告给张春桥,要求创办综合性的月刊《上海工人》,但张春桥未同意,说工人造反派有一份《工人造反报》就够了。

《工人造反报》停刊后,总工会先后办过几份“内部刊物”:《简报增刊》、《批林批孔动态》、《内参》,等等。但毕竟都只是“内部刊物”,发行范围极小,只送王洪文等人,毫无社会影响。1975年王洪文回上海时,要求总工会办刊物。叶昌明即布置准备办两个刊物:《工人理论》与《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由上海工人政治学校与市总工会宣教组合办,以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的名义出版[12]。

但是,总工会办自己刊物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先于《工人理论》出版的《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第一期被徐景贤看到,徐立即交张春桥的秘书转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张阅后立即批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随便出刊物。”王洪文只得逼着总工会的叶昌明等人作检讨,并停了刊物[13]。

上海工人造反派希望能依托自己的刊物提高政策影响力,但根本不被允许。工人作为一种象征被抬得高高,但却进不了主流话语圈,尽管报纸上一再宣扬工人阶级的崇高地位。文革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中央,舆论都由张春桥、姚文元等掌管,上海的舆论则由徐景贤掌管。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连诠注权都没有,有的只是重复那些诠注,或阐释那些阐释。王洪文虽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上海市委副书记,但根本无法影响中央的报刊,连上海的报刊都影响不了,显示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口号下的某种真实。

文革中利益分配是倾斜于整个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虽然在经济领域没有出台明显面向他们的优惠政策,但工人阶级得到的政治资源却是最多的,这大大提升了工人的实际地位,加上工人职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工人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和良好福利,使工人成为最令人向往的职业。虽然知识含量高的其他职业的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不比工人差多少,而且文革前更受社会实际尊重,但对知识的贬低和对干部的冲击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职业不成首选。许多大中学毕业生以及军队复员转业人员,青睐的是国营工厂,而不是如今热门的工商、税务、银行等职务。

工人所得到的政治资源很多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例如学生的毕业分配,或是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的上调回城,或是被推荐参军上大学,工人子女比其他阶层子女有着更大的优势,出身就是他们的政治资源。当然,同样有着优势的还有“贫下中农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女”。但“贫下中农子女”因受户口限制,在招工上调等方面敌不过工人子女;“革命干部子女”中相当大一部分父母成了走资派,在一个时期失去特权。此外,在福利分房、工资奖金分配、干部提拔等方面,工人阶级得到的实惠都是最多的。

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社会的价值和审美取向。文革中对人的尊称是“师傅”,这个原来在工厂内对有一定资历工人的尊称,随着工宣队进驻各领域而流行,一度代替了“同志”;报纸为显示革命性争相使用工人的日常语言;工作服成为继军装后的流行服饰。此外,在老百姓中,和工人结婚是婚嫁的首选。

结论

文革中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地位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高的,与今天他们一落千丈的地位对比更显出强烈落差。但是这种优势十分脆弱。因为优势的根源不是这些工人本身的素质,只是计划经济下的被动给予。工人的劳动价格与实际价值不对称,不是通过市场流通自然形成,而是被人为拔高。而且,文革中的社会机制与文革前在本质上没有丝毫不同,根本没有提供一个让各个利益集团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民主协商机制,工人造反派除了为自己在这个机制中争取更多席位,没有想到也不可能被允许对这个机制进行改革。于是一旦整个社会运作由阶级斗争逐步让位于经济规律,工人没有可以依托的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操作平台。如今,官办工会在咄咄逼人的资本面前显得那样软弱,在更强势的外资企业,甚至连官办工会都无法组建。

“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相辅相成的。194 9年以后人为宣传“工人阶级”,执政产党取得执政合法性以维持“专政”的需要,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打击反对势力或“人造”反对势力的需要。并非真正看得起工人。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各个社会成员和阶层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领导阶级”而高于其他阶层,更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被打击对象。

社会的价值取向永远是势利的。在告别了阶级斗争后,经济收入成为社会地位的判断标志。国家在经济利益分配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小,原先依倚仗自己是国家企业职工而被钦定为领导阶级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因经济收入的降低以及就业的不稳定性,越来越被边缘化。昔日的老大哥,如今成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

工人造反派是工人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具有很强的帮派意识,但他们也具有很强的阶级认同感。在党和政府同时又是企业所有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革中的社会冲突主要只能表现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工人造反派的参政因此并没有为工人带来太多的实际利益。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在民主权益的争取上。工人造反派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规章制度”、“管卡压”、“走资派”等的不断批判,使干部对工人的管理比文革前松动许多。这种松动,有规章制度松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干部权威的下降。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自由度以及与管理他们干部的关系是1949年后最高最松弛的,这种松弛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再没能恢复到文革前的程度。文革时期是最让工人具有“主人翁”感觉,也是工人整体阶级意识最强的时期。但是,由于许多工人造反派文革前和初期形象不佳,加上他们一旦掌权,关心的只是自己帮派的利益而不是整体工人的实际利益,使得普通工人对他们缺乏认同感,换句话说,广大工人并不将他们作为代言人,他们也从未真正为工人代言,这是工人造反派的悲哀。

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党的关系文革后被批判为“派性”,“工会凌驾于党之上”。其实,工人造反派的这种派性实际是对自己利益集团的参政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诉求,具有民主成分。作为一个政权结构,本来就应该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协商和互动。但当时执政党认为自己已经代表了所有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不需要,也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出头为自己争取利益。文革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利益尚未分化,在别的阶级或阶层都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情况下,工人造反派面对的不是其他利益团体,而是整个政权;加上没有制度层面的相关机制,于是显得非常孤单和突兀,也引起普遍反感。

工会的地位是工人地位的反映。文革中的工会地位虽然高,但仍然是虚假的。虽然这个时期的工会比任何时候都独立而有自主意识,但工会的权利不是来自宪法的“自由结社”,工会仍然依附于党。只不过文革前的工会是依附于整个党,文革中则依附于党中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势力大一些,工会的力量就强一些。工人不能通过自由结社选择当政者。而且工会的这种相对独立现象只在上海等少数地区才有,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地位也就不是上海工人的地位,更不是全国工人的地位。文革的经济体制毕竟仍与文革前一脉相承,党和政府仍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不满就是对党对政府的不满,工会的真正独立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掌握着工会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真心将整个工人阶级视作精英阶级、将工人造反派看作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这从他的一系列讲话中,以及提拔王洪文当接班人等做法中能够看出。但是工人造反派自身的政治素质使他们担当不了毛的重望,“直升飞机”式的被提拔,使得他们缺少从政经验。他们在所受教育程度上比不过文革派中的文人班子,在政治经验上比不过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他们许多人身上所具有的江湖气、流氓气和帮派气,甚至使得文革派张春桥等也对他们存有戒心,这是工人造反派的又一悲哀。

注释:

[1]《上海市组织史》1991年征求意见稿(打字本),上海组织史编纂组编。
[2]徐景贤1970年11月24日与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的谈话记录。
[3]根据《经中央批准的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名单》1971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沪[71]号统计。
[4]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组1974年4-5月间的统计:《全市工宣队情况》。
[5]上海市公检法《关于培养“工人大使”、“组阁”是否列入起诉书的几种意见》。
[6]上海市工代会1972年《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新干部队伍和工代会的建设》(讨论稿)。
[7]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
[8]叶昌明1977年4月5日:《交待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
[9]金祖敏1974年《关于选拔培养新干部和发展新党员的情况》,转引自中共上海组织部1976年12月14日整理:《四人帮在上海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言行初编》。
[10]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
[11]上海市总工会“清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运动领导小组”:《〈工人造反报〉调查情况》,1978年1月25日。
[12]上海市总工会“清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运动领导小组”:《关于王秀珍、叶昌明利用工人理论队伍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清查情况》,1978 年1月25日。
[13]王秀珍1977年。

参考文献:

《参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体与文革期间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作者老田,转引自《多维博客》2003年7月。
《谈谈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政治落差》,作者老田2004年9月(在网上读到的,但是哪个网站,没记录)。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作者杨小凯,转引自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2004年第227期。
《文革中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作者萧喜东,转引自网络杂志。
《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2002年第137、138期。
《文化革命中造反运动及造反派之评析——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作者刘国凯,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2003年第165、166期。
《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文革史研究之三》,作者陈益南,转引自香港中文大学《世纪中国》网络文库2004年6月。
《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作者华林山,《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号。
《痞子与红卫兵:工厂造反派的两种类型》,作者萧功秦,网络《天涯社区》萧功秦专栏。

(摘自《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2007年出版,香港田园书屋)

曾伯炎:罪孽,没有忏悔难有消解一一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

January 6, 2017

2017年来了,1957年反右运动60周年也来了。

由毛挂帅邓指挥打的315万右派〔前年新解密数字〕今天还残遗在世者,恐这数字的零头也没有了。访旧多为鬼,上月,便又离世了82岁的阴叔平,他留下数十年心血熬炼的反右历史小说,不许入境,死后还积圧在香港仓库。同百岁老人李锐的著作扣圧海关同一命运。巴金生前呼吁讲真话,仍是假话王国,说真话,写真史,依然犯禁被诛。60年前,我这被号召说了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象的小人物,也遭以言获罪,入牢21年。60年过了,举目一看,打右派,仍未停止,只是不用反右名义,改用反“敌对势力”或其他思想言论罪,进行抓捕,教授伊力哈木仍因言获罪,获诺奖的刘晓波建言获刑,护法的律师们与伸寃的访民们,也因维权影响维稳被惩了。当年邓小平不承认反右罪孽,这以言治罪仍在犯滥,他称反右只扩大化了,今天,我们看到这言论罪、良心罪,.不是扩大到没了边吗?如此现时,纪念反右,更有意义与必要了。

回忆1978年,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后,不禁说反右历史错误,复出的右派如丛维熙陆文夫高晓声等,曾是文坛主力。而顾准、李慎之等,更是思想文化界标杆。他们不计较自已反右受难,没有同邓小平那类文革挨整一样平反,打的右派 99.9%已改正,还称扩大化,一笑置之。倒发现,当年不少反右积极分子,在下一反右倾运动,自已也遭反了。后来四清运动的打手,在文革里又被打倒。毛泽东专制中国近30年,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叫互害社会。挑体力劳动者害脑力劳动者,党员斗党员,群众斗群众,邓小平将斗人一度改为斗财,仍未改此互斗互害机制。今天,从基层支部到中南海,从政界到经济文化界,仍在互斗互噬互残的鬼打墙内互害,笔者走笔时,斗得火爆的是,攀枝花巿国土局长开枪射杀巿委书记与巿长后自杀。毛泽东在中开展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演义,因不批毛,岂非仍在扩展进行吗。

因此,清理毛之罪孽,不能回避1957年他反右的“大手笔”,多少罪孽由此生发,多少禍根在此种下。

 当年右派改正复出后,生者为死者写下的史亊,曾是历史反思庄严主题,1980年代,鲁彦周写右派苦难的电影《天云山的传奇》,轰动过城乡,引观众在洒同情泪时,复苏良知。杨显恵写右派劳改的《夹边沟纪亊》在那荒漠的戈壁滩上,劳改4、5千右派的惨酷,超过纳粹的奥斯维新集中营,仅饥饿得捡大便里没消化的洋芋渣吞咽,便知那人间地獄怎不饿死得只剩右派1/10的3、4百人,还是北京下甘肃的钱英部长汽车迷路,偶然发现,才转移了残余者免成饿死鬼。杨显恵这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还一版再版,并有盗版,制造夹边沟这悲惨历史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今天已死,岂不仍钉他在耻辱柱上?我这从四川李井泉制造的峨边右派劳教营白骨堆爬回人间的,被封了60年的口,面对亡灵,还面对反右仍在扩大以言治罪,还没勇气撕下口上封皮,为寃死者一鸣,为反右罪孽一揭吗?

记得1987年,反右运动30周年来临时,刘宾雁、许良英等,不顾邓小平等党内大佬,借反自由化与精神污染来压制思想的解放运动,曾发起召开一次纪念会座谈,钱伟长收到通知,用去告密,邓小平奖励告密者做了政协副主席。同时还收买一个会说反右苦难对自已是锻炼的曲啸,也被收买到中宣部做政治广告员,曲啸说反右如父母错打儿女的托辞,很得邓心,叫他廵迴各地报告,为毛邓反右开脱,甚至叫曲啸的狗皮膏药贩到美国,中共认为以右派曲啸被洗脑再用他去洗别人的脑,在国内愚民中有效,没想到在有独立思考的国外智民那里就破产。有华人听众当场质问他:这种把儿女往死里整,比后娘心还狠,还像父母还叫错打吗?问得曲啸当场精神崩溃,从此病死。现在,再也找不到曲啸类去国外打政治广告的奴才,中共仗持有钱,效商人耗巨资在纽约时代广场打广告,已无人理睬。而国内,乾脆蛮横地用一句:不许讲历史错误,就禁了说右派写右派话题。可是就这一句武断的话,便暴露了共党自称的三个自信,最近又加文化自信,都是扯蛋。要像民主国家那样,无论总统与扏政党,不介意媒体的天天问责,不怕反对党天天监督,不怕游行者天天上街抗议,那才是真正自信。一靣封万民之口,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一面说自信,甚至右派开个纪念会,也不准,这自信,岂非诐辞与谎言,以自信掩饰他心虚吗?

2006年,反右运动50周年,尽管圧制了国内紀念活动,但在美国普林斯顿与落杉矶,在欧洲巴黎与布拉格,仍举行了研讨会与学术报告集会。到眼前,成都眼快瞎的右派张先痴,还赶在失明前写完记述右派苦难的苐三部历史著述,要留真史在人间。最近海外学者陈奎德,仍著文论证了文化革命罪孽,与大跃进饿死千万民众相关。笔者这亲身经历毛时代大跃进罪孽者,更有允分证据证明:反右运动恰是为大跃进作的铺垫,老毛的反右,也是为自已挖的坑。正是老毛用反右造成万马齐喑的一言堂,他一拍脑袋闹起的大跃进,全民糊泥巴炉炼钢,山头树木砍光,用木炭只有几百度热量想融出需几千度的钢铁,毛泽东初中理化知识也缺乏,为何没一人点醒他犯的低级错误,盖因反右灭了口诛了心,谁也不愿多嘴再遭右派之难也。这便是有批判监督的民主制度,有错能纠能改,一个领袖、一党独裁的错与罪难纠正,只靠镇圧。镇压后,他铸错,更大了。

老毛在世,他不断镇圧一生,最后也知无效:据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日记透露:1976年清明节,老毛看到天安门借
如果,去清理他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乃是不断用新的运动,去掩盖前一运动的失误与罪孽,而且他机关算尽,诡计用极:他制造任何罪孽,都拉同僚参予,形成同夥,让大家的手都沾血汚,都不干净,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效用,邓小平为何不愿彻底否定老毛的反右,因他就是老毛反右的同夥与干将。那些复出走资派为何批毛要留一手,也因文革前17年运动中整人斗人杀人,他们也是毛的帮凶与走狗。尽管,老毛罪孽今天还未清算,但在60年前,人们便看到赫鲁晓夫揭露史大林暴政。烏克兰揭露余粮收集制饿死300万的惨况。去年1月,俄国总统普金还在彻底追责、全面否定列宁,说列宁送一半俄国人入社会主义,要付出杀光另一半人的代价之荒唐,不仅揭露列宁受德皇威亷5千万金马克之贿,用着推翻俄皇与社会革命党与孟塞维克的联合政府,是俄奸,把它写进十一年级教科书,列宁死于梅毒的丑亊,普金也不掩饰了。苏俄的罪孽,也是不准说党的历史错误的,密封过,有的罪证还消毁了,百年后,不仍然全说出了,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还是从共产党员的口里说出哩!中共文革样板戏中,李铁梅唱的一句戏词是:“仇恨在心要发芽”我们从赫鲁晓夫与普金说出的,可称:罪孽掩藏要发酵呵!用中国老话解释叫:天道好还!用流行的话叫:迟到的正义,毕竟正义总是要来到人间呵。

在反右运动60年后,再看老毛1957年焚书坑儒,他瞧不起秦始皇只坑460儒生,他坑的是315万,这罪孽能就此悄然无迹吗?就不发酵、不产生后果与后遗症了吗?恐决非当今那飚升的GDP可掩蔽的。略一考查,仍可发现:

自1957年,发动整风,汲收他在延安整风起家经验,毛泽东先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到一个月,就变脸变掛,改说言者有罪,大兴文字獄,把两年前反胡风兴的文字獄,刚收捡了一下,又使用出来,更奇葩的是,历史上任何文字獄或以言治罪,皆是有言论,才治罪,而老毛是在没有言论,由他发动进言,弄出言论了,再治罪,这么蓄意导演一出亘古未有的生编硬造的以言治罪的恶作剧,历史鲜有,无邪恶之心想得出如此邪恶伎俩吗?

于是,用镇反实行政治专制,用灭地主与资本家和巿场,实行经济专制,再由反右,完成了思想与文化专制,如此密不透风的铁桶专制,专成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衰败与枯竭,晚出世的70、80后,没有经历过,较少感性认识,那么,看看今天北韩的金家王朝专制,便可理解毛家王朝了。今天北韩逃亡的脱北者,也是毛时代罪为投敌叛国实叛共脱共者的继续,那深圳海里,埋藏了多少脱共者的尸体,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也是亡命由此逃香港再逃的美国。反右使毛氏专政达到高峰,很快毛大跃进造出的亩产10斤高产,要求全民由年产百万吨炼出千万吨钢的高产,尽成笑柄,被赫鲁晓夫嘲笑毛的人民公社只喝大锅清水汤,两个人穿一条衭子〔每人每年只发1.8尺布票〕老毛很快就陷入党怨民怒的危谷,他这大跃进失败,与反右无关吗?

人才尽毁,奴才丛生,文化遭殃,文盲得势。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的暴民,如刘邦等,也懂武安邦、文定国,二战在巴尔干半島打法西斯胜利的铁托,也明智地将他领军的文盲半文盲军头,全送入大学提高文化。而毛氏却猴急的叫他的文盲武夫都去做官掌权,毛泽东的武安邦、武治国,在反右前,还有几类有文化者辅佐,勉強运转,如:一,有抗日赴延安的知识人为骨干。二,有中共地下党的大中学生支持。三,用革大、短训班汲收青年学生形成的基层干部。终于使土改、镇反及社会主义改造,还能敷衍运作。但是,反右运动这次大清洗大換血,便开始了:专制箝口洗脑,形成千夫喏喏、不容一夫谔谔的政治环境与土埌,便疯长奴才,毁尽人才。无知的文盲,最易喏喏,有知的知识分子,有是非与人格,很难盲从,最易谔谔。这专制必然喜喏喏者,厌谔谔者,以这标准不断淘汰知识人提携文盲,从反右发展到文革,越演越糟:1950年代,川大的谢文炳出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北大、厦大教授与川大校长,有译著与小说名世,且在1940年代参加中共地下党,他被打为右派,就是说李井泉派一个高中生戴伯行任校长初中生丁耿林任书记,就把我这资深教授领导了。那时,低文化与文盲,一般还只做到县长或地委级官,文革时,陈永贵与吴桂贤这种大字不识几萝框的,被毛泽东提抜为副总理了。岂非毛泽东奴才组织路线的极端化吗?

改革了,改了毛的用人路线,才由毛时代看出身成份,回到看文凭学历。实是批了毛,却隐讳不宣。可是,毛的奴才组织路线毁灭了多少大文化人,真文化人,再讲文凭只弄出些小文人充大知识分子,伪文化人充大师,假文凭来充博士。若将今天这用人组织路线,提前用于毛时代,那么,栽培过李政道获诺贝尔奖的物理教授朿星北就不致去劳改,以致流落街头乞食于学生。北大校长傅斯年说他一部著作不及陈寅恪一篇论文的大师,就不致被斗死于广州中大。已入围诺奖的作家老舍,不致跳湖。译著大师傅雷与妻子朱馥梅就不致上吊。中国,不正是老毛轻贱仇视知识与文化人,从1927年痞子运动毁了训诂学大师加收藏家叶德辉开始,再以反右到文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党外扫到党内,以致党内有真学问的顾准、艾思奇打成右派,大教授翦伯赞、吴晗、大秀才邓拓、田家英等逼得自杀。行文至此忆及1957年北京日报社反右,开会逼记者戚学义揭发捡举他朋友刘宾雁,他坚持不出卖朋友,逼急了,奋身从4楼纵身而死。中国,正由戚学义这种纯洁高贵人格被屠灭后,检举告秘小人,才若蛹蛆般疯长呵!这些小人得势,不贪腐才怪,不买官卖官、不男盗女娼,可能吗?

反右中批的右派言论有:小知识份子领导大知识份子,外行领导内行。这一批,竟发展并固化为常规常态,即便改革开放后,用人讲知识化、专业化等四化,淡化阶级出身,几十年形成用人的惯性,不少半文盲在职赶着镀金带的博士、硕士帽,仍是半文盲,最近新上台云南省长阮成发戴的博士帽,乃在职时从党校获得,他念讲稿把滇越铁路念成镇越铁路,任滇省省长却目不识滇,还拉拟稿秘书来担责,就证明:共党巳成小资领导大资,外行领导内行的格局,虽然友右批了,这苦果吃了60年,至今还在吞咽哩!由文盲领导知识分子承袭外行领导内行,实是效法皇帝用太监监军监政形式,用党员监政经财文,包括党委监督学校教育。于是,1957年知识分子看出的外行领导内行病,被毛批判了,1958年,他这搞建设的外行,竟然用人民公社这种农奴式庄园,要做桥梁通往共产主义,用泥炉炼钢铁,要超英赶美,他这外行的牛逼,只造出饿死3750万人命的“丰功伟绩”岂非现世活报应吗?无论今天中共如何称他领导班子里增了多少假博士硕士,撕下包装,仍停留在小资管大资、外行领内行的格局,无论行政效率与政绩,难免不在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骗局中。

共党从反右到文革,中国在老毛反智反文化反文明的专制灾难里,脱胎換骨成低智商、低文化、低文明的普遍现象,不用举证,那些出囯旅游者留给世界粗鄙不文明形象足以证明,中国人只提升文凭,不提升文化,仅从读书比较,中国人平均年读书0.7本,日本人是40本。而中国青少年读是教辅,成年人读的多为商场秘籍。以色列的犹太人是唯一无文盲民族,乞丐也读书。匈牙利国土不足中国1/100,拥有两万图书馆〔中国人可用有百万麻将馆去比〕人家500人就有一座图书馆,而中国要45.9万人才有一座图书馆。因此,匈牙利这前专制现民主的国家获诺奖者也有14位,中国靠18世纪那种血汗工厂积蓄点gdp,便虚骄要代替美囯当世界老大,不可笑更可悲吗?

毛泽东灭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与文明所造的罪孽,甚于异族的元蒙与满清。虽然史家谓南宋灭、厓山以后无中国,但元人留有杂剧、散曲,滿人留有考证训诂,共朝只有红歌与样板戏耳,还限于是颂圣的宣传品,而眼前还在瞎编抗日神剧愚民,造中世纪愚民去与世界现代智民较量,这正是从毛泽东建构的完美专制,及他瞎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罪孽,即将彻底暴在新世纪新的失败,在这大讲人工智能的时代,中国还承袭老毛完美专制的愚民洗脑工程,能立于现代民族之林吗?

从当前的危机反顾60年前反右运动,不更看清其对罪孽狡赖地以扩大化敷衍,缺乏理性认罪与忏悔,这后遗症,不仅在60年里病变,更将在未来恶化。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刊登日期: Thursday, January 5, 2017

 

赵越胜: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

January 2, 2017

法广 播放日期 01-01-2017 更改时间 01-01-2017 发表时间 00:40


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人、反抗暴君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艾蒂安·拉波哀西 (Etienne de la Boétie) 生于1530年。当此时,英法两国百年战争已经结束,法国度过了它历史上最黑暗危险的时刻。卡佩王朝的传系转入它的旁支瓦卢瓦。瓦卢瓦王朝立时面对两大历史巨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法兰西的思想从中世纪宗教信条的紧身衣中渐渐苏醒。它将奉献给世界无比珍贵的财富。

问:我们知道,自15世纪末叶,法国王权日益强大巩固,它如何应对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挑战?这些挑战又怎样激活了法兰西思想呢?
答: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讲几句开场白。感谢索菲女士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向听友们介绍法国的思想。你出的题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从十年文革的噩梦中醒来,国中所有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在毛的极左路线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鼓噪下,中国与人类文明主流隔绝甚至对抗,中国被那些政治狂人、野心家、心理症患者和各类骗子绑架,他们要让中国人民永远陷在迷信、狂热、脑残的状态中。这样才可能维持他们反智、反人性和反社会的集权统治。正是这个认识,使当时明智的领导层,邓胡赵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提出要思想解放。那时候,有“新长征”的提法,其含义根本不是现在那些大小毛粉、五毛党们所热衷的“重上井冈山”,“重回陕甘宁”,而是放眼世界,走向世界。当时轰动一时的纪录片《河殇》就是号召中国人民要面对和拥抱“蓝色文明”。不论这部片子的立论有多少可讨论之处,但它是一个象征。走向蓝色文明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而像当前中国大陆的那种重上井冈山、走向陕甘宁的取向,只能把中华民族引上死路。

问:确实,当时提与世界接轨这个口号,就有很多人指出,这个接轨不单单是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接轨,还有思想、理论和制度建设上的接轨,要吸取人类文明的普世成果。甚至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答:是啊,现在回想起来,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现在大陆当局所提的“中国梦”,看起来是个红军梦,它的核心是个帝国梦。这对中华民族是个极大的危险。这是清末慈禧太后和她鼓动起来的义和团做过的梦。而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回顾反省和思考。通过重温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的思想,汲取养料,锤炼我们自己的理性和思考能力,从而保持我们个人的思想与人格的坚定性。所以我借你出的这个题目,和听友们尝试着共同完成这个任务。好,下面书归正传。
说起法国思想,可说是蔚为壮观。不仅因为它极其丰富,而且还因为它确实引发了社会实践,成为改变社会历史的激发力量。当今人类文明社会中的许多基本架构,处世规则,道德诉求,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则,就来自法国思想家的理性思考。他们的智慧、洞察力、思想的深度使人类文明社会受益匪浅。我们今天首先给听众介绍一位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拉波哀西。请听友们注意,拉波哀西的论证基于一个事实和一个疑问。这个事实就是:每一种暴政必然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接受之上,也就是大部分民众自己默许了受奴役的状况。我想这是一个事实。我想曾生活在文革极左势力暴虐统治之下的人,会认可这个事实。当时黑暗到了极点,个人的生活有无数痛苦和压抑,但你如果问起来,大部分人都会说,没办法,凑合活着吧,熬着吧。这种态度就是一种默认。拉波哀西的那个疑问则是:为什么世界上的人民会同意接受这种受奴役的状况呢?他的名著叫《自愿奴役论》。这是个矛盾的题目,被奴役却自愿,听友们可以自己先想想这个问题。我先介绍一下拉波哀西其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否则不会明白他的思想所由产生的环境。

问:好,你应该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拉波哀西的生平,让听众对这个人有所了解才能比较容易理解他的思想。
答:拉波哀西1530年出生在佩里戈尔地区的萨尔拉,他的家庭是个贵族,他父亲是佩里戈尔地区的王家官员,他的舅舅是波尔多高等法院主席。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跟随叔叔长大,他周围的家族成员大多是法律界人士,这使他从小就受到极好的人文教育。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古典文献学,深入到古希腊罗马典籍中,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文化人的风尚。他们要摆脱神学教条,而借古代文化重新焕发思考的乐趣。拉波哀西学着用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写诗,创作了不少爱情十四行诗。随后又投身去翻译普鲁塔克、维吉尔和阿里奥斯特的著作。他特别喜爱普鲁塔克的作品,这位伟大的古典作家那部永恒的经典《希腊罗马名人传》激励了一代代的思想家,那些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希腊罗马英雄人物,对拉波哀西的影响至深。

问:有材料说他和七星诗社的诗人也有很深的交往?
答:是啊,他就学于奥尔良大学法学院,当时卢瓦河一带是法国王室活动的主要场所。卢瓦河畔,有重要的皇家城堡,像布鲁瓦、昂布瓦斯、香波堡、雪侬堡,这里有很多法国王室的历史,像布鲁瓦城堡,王太后美第奇的卡特琳和亨利三世诛杀吉斯公爵就在这里。弗朗索瓦一世把意大利文艺复兴引入法国,修建香波堡,甚至把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达芬奇都接到了法国,在昂布瓦斯城堡旁给他一座庄园安度余生。达芬奇死后就埋在卢瓦河畔、昂布瓦斯城堡内的圣约翰小教堂内。龙萨是美第奇的卡特琳的宫廷诗人,而拉波哀西也曾梦想做个诗人,所以他和七星诗社的诗人及龙萨均有交往。龙萨有诗:“岁月去匆匆,更叹人易去。倏忽不移时,人已眠新墓”。拉波哀西英年早逝,32岁就去世,正是合了龙萨的诗意。但拉波哀西一生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与蒙田的友谊。蒙田是法兰西文艺复兴的一位巨人。他的《随笔集》直到现在仍为人喜爱,常常被人引用,而他初入道时,深受拉波哀西的影响。所以为拉波哀西,他留下了名文《论友谊》,蒙田在文中写道:“我特别要感谢《自愿奴役论》,多亏了它,我和拉波哀西才有了第一次接触,从此也就开始了我和拉波哀西的友谊。肯定地说,这样的友谊实属罕见,在人之间是前所未有的”。拉波哀西生前把全部文稿和书籍交由蒙田处理,《自愿奴役论》就是由蒙田付印的。好,下一次我们再谈拉波哀西思想产生的时代。

 

赵越胜:“五七一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December 25, 2016

2016 年 12 月 21 日 由 lixindai发表于 华夏快递

[提要]:文革中,中共发布过许多文件和所谓罪行材料。不过这些文件大多数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套话、空话,那些罪行材料也大多数是伪造的。但是,当时向全国老百姓公布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中,有一个特殊的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它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引起巨大震动,后来有人将它称之为“第一个启蒙文件”。

问:一九七一年“五七一工程纪要”引起的震动。这个纪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谈论中国的形势,评判毛泽东,那些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做梦都不会想到。

答:林彪事件给全国的震动是两方面的。其一,一个宫廷政变式的连续剧,林彪作为主角,扮演的角色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位对毛说了最多好话,将之吹捧到了无以复加地位的人,给人们的形象,要么就是手举小红书跟在毛身后,要么就是正襟危坐学毛著,却突然叛国而逃,摔死在蒙古沙漠中。这位副统帅、接班人,突然成了叛徒,而且全无前兆,来得突然,让全国老百姓惊呆了。所以还出过那种事儿,台上正传达林彪事件,台下有战士拿枪要毙了“污蔑林副统帅”的人。其二,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给那些还存有理智,多少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反省的契机。

我自己是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冲击的。我那会儿正在怀柔县山沟里的兵工厂当工人,就是所谓“小三线”。“913”凌晨四、五点钟,就听见工厂宿舍的上空有飞机呼啸而过,反反复复不停。早晨八点钟正要去上班,就见一卡车一卡车运来了许多大兵,把我们厂围得水泄不通。紧跟着就听见沙峪方向有枪响,我们几个朋友就沿着八道河小路往那边跑,跑到半路就被荷枪实弹的大兵拦住。有个朋友眼尖,看到不远处玉米地里有人躺着,身上盖着白单子。我们几个人不敢动,也不往回走,躲在那儿,想看出了什么事儿。大约等了十几分钟,就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从庄稼地里押出来,当兵的用枪托在后面砸他。这人穿着军装,但是纽扣全部扯开,被塞进了一辆吉普车。过一会儿又有人来抬担架,把地上的尸首运走了。来到这一片儿的,先到的是空军,穿的是蓝裤子,随后来的是陆军,让那些空军上车走了。这些陆军直到晚上才离开。我们工厂紧急开会,说要加强保密,这件事谁也不许往外传,周末的大休也不让回北京。我记得过了半个多月才让人回家。到家我就从朋友处知道林彪出事儿了。可当时我并没有把我们工厂旁边发生的事儿和林彪联系起来。直到中央传达了林彪事件的经过,我们才知道,那天有一架飞机掉在工厂旁边,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开着逃跑的直升飞机。被活捉的那个人就是李伟信。当时周、于、李三人约好同时开枪自杀,但李放了空枪,陆军抬走的尸体就是周宇驰、于新野,还有驾驶员陈修文。我们几个工厂的朋友常常感慨,世事无常,竟让我们亲眼见到中共党内恶斗的一幕。

问:你这个经历真有意思,你们工厂的工人等于是“913”事件的目击者。

答:确实如此,但我以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让我震动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文件。说实话,纪要中所讲的东西,自己心中多少有些朦胧的感觉,但亲眼看到这份文件中那些直截了当、尖锐明确的说法,还是让人震惊。我当时就认定,这份文件一定是真的,因为那些话若不是身在其中、感受极深的人根本说不出来。可惜直到现在还有想为林彪翻案的人,认为这份文件是假造的。其实,林彪一辈子帮毛做了无数坏事儿,唯这份文件给他挽回了一点面子,让人们知道,他那个小圈子还是有点见识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判断,同当时官方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相反,文件中指出:“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十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特别是文件中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更是准确:“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对社会各个阶层状况的描述是很准确的。

二,对毛本人的揭露批判具有毁灭性。文件指出:“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似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文件在历数了毛的种种恶行之后断言:“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个结论在当时听来是振聋发聩的。这些话之所以真实,因为这是毛最亲密的战友圈子里面对他的认识。“五七一工程纪要”起草人是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但中心思想和基本判断来自林彪。林彪几十年和毛共事,在他身边仔细观察,又受他拉拢帮他害人,所以最了解毛莫过于林。难得在于这种了解竟然形诸文字,流传下来,成为研究毛不可或缺的材料。

尤其应该提到,林彪这个圈子是共产党内觊觎最高权力并有可能拿到最高权力的人。而他们对中共统治的社会性质却有如下判断:“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依照这种判断,中共现行政治体制,毫无存在的合法性,是一个反人道反文明的体制。

三,依照这种对毛本人,对毛体制的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提出了自己的内政外交方针:“用民富国强代替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毛)的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外交上则提出与美苏秘密谈判的方针,缓和国际形势,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问:看起来,“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未来的内政外交没有什么详细具体的设想,也没有什么真知灼见。

答:对。这份文件批判毛的那些见解是尖锐的。由于有切肤之痛,所以他们的判断十分准确。但是应该指出,林彪小集团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文明思想,知识结构仍是打天下坐天下那套想法,对世界大事也是懵懂不明。它的主要功能是引发了对毛的怀疑,打碎了毛的神圣光环,证实了人们对毛的政策不满是有道理的。同时也让人对毛的个人品性有了一些了解。可以说,这个文件在当时具有某种启蒙的功能。可怕的是,这个文件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判断,至今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有效性。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有了发展,但在政治文明上基本上没有进步,仍然是一个一党专制的非法治国家。我们知道,这种体制或许能得势于一时,但它会阻碍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国家。我以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仔细读读“五七一工程纪要”,分析它的得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红二代完成了从政治世袭向政治加经济世袭的全方位转化

December 17, 2016

【转载】新浪博客 mengyp2010   发表时间:2016-11-25 21:01

红二代完成了从政治世袭向政治加经济世袭的全方位转化。

中国高层的红二代红三代的发展方向基本是两个,一个是从政(包括从军),一个是从商。但是,他们从商与一般人下海从商不同,他们从商是直接进入国企,直升飞机般地窜升到高层,成为商官。成为国企负责人后,便可以貌似合法地用各种手段将国企变成个人的提款机。

省部级官员以上的二代三代执掌了央企,省部级以下官员的二代三代则盘据于省属国企市属国企。中国官二代(红二代)不但在政治地位可以世袭,经济地位上也同样可以世袭。现在一般民众对于官员经济贪腐痛恨无比,其实,这些不法贪腐的收入,与权贵资本的收入相比算不上什么。贪腐的收入明显是犯罪,但是权贵资本将国有资产大搬家却让人抓不住把柄。多数国有资本的乾坤大挪移不但不犯法,还赚得了一个积极响应中央改革号召的名声,成了改革先行先试英雄,资本向权贵大规模转移,权贵资本主义脱胎成形。事实上,截止到今天,红二代与官二代们最乐意保持这种双轨制,他们既害怕回到文革,也害怕政治体治深化改革,进入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社会。这两种状况下,他们的既得利益都要损失,所作所为均会受到清算。

这种乱相的根源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公有+专制,两者缺一不可。马克思本人痛恨资本的剥削,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主张的主义实际上是培育权贵资本的温床。要说资本具有剥削的本性,那么权贵资本才是真正的剥削,因为这种资本所有人对于社会没有丝毫的价值创造,它只是对价值偷窃。

胡少江:全球化出了什么问题?

November 26, 2016

RFA 2016-11-26

人们对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并不陌生,每当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召开重要会议的时候,都有声势浩大的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游行。反对的内容包罗万像,从反对使用童工到反对环境污染,从反对华尔街金融资本到反对战争,等等。许多人将其看成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嘉年华盛会,认为这样的示威只不过是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职业抗议者的娱乐方式,并不能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令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上述的看法。

与在任的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相反,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对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持批评态度的。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反对特朗普、支持“全球化”的立场不难理解。但是,那些一向沉默的底层民众却亲手用选票将特朗普这位反对“全球化”的候选人送进了白宫。特朗普的胜选至少说明:反对“全球化”在相当一部分的底层民众中并非没有市场。那么,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所大力支持的“全球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人们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它首先包括原材料、制成品等各类商品更顺畅、成本更低地跨国界流动; 随后,全球化进一步包括了资本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基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在具有一定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它总是由资本充沛而收益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向资本贫乏而收益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流动;最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到大规模的人员跨国界流动,例如,欧盟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大量劳工向发达国家流动等等。

在经济学家看来,全球化有利于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这也意味著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消费和服务。这个观点是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对经济学说的重大贡献,也是迄今为止所有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资本集团和自由派学者们的基本论点。的确,上个世纪下半叶也见证了全球化的进展,与此同时也见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化的好处似乎也被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证明。

问题在于,随著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尤其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非民主国家加入这一进程之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仅没有进一步加速,反而出现了长期的停滞。越来越多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也随之而来:首先,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受惠,而劳工界却不得不承受工作流失的后果;同时,非民主国家在接受大量国外资本的同时,好处被少数权贵瓜分,而底层民众却不得不承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被污染的生活环境。

这种状况表明了全球化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发达国家没有能力将本国金融资本流出后所增加了的收益转变成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二是非民主国家没有意愿限制权贵的垄断,让资本流入的好处惠及底层民众。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们、尤其是西方的金融资本和东方的政治暴君们似乎已经结成了铁血同盟,试图继续垄断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总量提升,而拒绝对承受全球化伤害的弱势群体进行任何补偿。

这正是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支持特朗普、反对全球化、反对现有体制的原因;也正是中国和世界其他非民主国家的民众对垄断权力的现有体制进行各种反抗的原因。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早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它早已成为一个聚焦于利益分配的典型的政治问题。这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东方国家专制制度所面临的挑战。

皇甫欣平:文革反思万言书丨凤凰评论

November 26, 2016

2016-07-24 皇甫欣平 反消逝联盟

文革的发生,充分说明,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

文丨凤凰网首席评论员  皇甫欣平

201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距离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正好五十周年;而距离文革结束,是四十周年。五十年前发动的文革,历经十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四十年前结束了文革,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因此,说到改革,就无可避免地要说到文革,这是个无法回避也无法割裂的话题。文革的结束,基本告别了割裂社会的阶级斗争,文革结束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否定文革成了中国社会的共识,是个最大公约数。而进一步深化改革,则是要寻找最小公倍数。

但是否定得彻底与否,要看有没有真正彻底的反思。没有彻底的反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否定。一味地回避反思,那么如何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都会成为问题。近些年围绕文革所出现的不同声音,正是这种表现。

 

一、文革让我们认识到专制的危害

 

在文革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对于文革的反思,一方面,基本集中在把“四人帮”当作箭垛和痰桶,所有仇恨的箭支都要射在他们身上,所有的脏水都要吐到他们脸上:人们普遍认为,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本意是好的,是“四人帮”阳奉阴违,在执行的过程中跑偏,才导致了严重的错误。

另一方面则集中在对苦难的控诉。当时有个著名的曲啸,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有一部电影《牧马人》,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他。曲啸在国内做过不少巡回演讲,后来还到了美国,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作为党的儿女在遭受了种种不堪、九死一生之后,仍然痴心不改、忠诚爱党的事迹。曲啸说:“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听到这番话,当时在场的台湾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不禁发问:“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就这样,曲啸的正宣传变成了负能量,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匆匆结束了美国之行。他回国后大病一场,此后从演讲台上消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当时对文革的反思何等肤浅。人们对文革的批判,基本停留在对现象的批判上,而较少触及本质。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决议以后,一般认为,文革十年动乱,是极左思想干扰的结果,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依法治国。

1980年8月,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法拉奇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至今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邓小平解释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1981年3月,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

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事物发展到典型或完备状态(也应包括极端状态),对于认识事物及其发展某个阶段的意义,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往往只有在其发展完成时,才能被充分认识。正是文革,使我们认识到专制主义的极度危害。

 

二、文革不是凭空而来

 

文化大革命,第一因素是专制主义个人崇拜的盛行,第二是阶级斗争的思维。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对法治的深度破坏,造成了无法无天的局面。

文革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一连串错误的必然结果。

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成了真理的化身,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个人崇拜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个人崇拜的兴起,可以远溯到延安时期。正是那个时期开始出现的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作风,在建国这样巨大的胜利之下,愈演愈烈,最后才导致极左,导致文革发生。

陈坡在他的文革前史中写道:“文革前史,就是文革起源史……文革起源于1959—— 1963年5年大饥荒的党内争议,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关节点。因为这次大会是60年代中共内部对大饥荒集中而全面的检讨与反省。这在《文化大革命沉思录》有所论述。而造成大饥荒的祸根是1957年底到19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进’,‘反冒进’是1956-1957年八大以后中央多数的决定。反‘反冒进’打乱了原有的经济计划与安排,使毛凌驾于政治局,一言九鼎,党内高层逢迎之风兴起。八大二次会议上,周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大跃进是反‘反冒进’的直接产物。从反‘反冒进’到文革,实质上都是中共党内斗争,是党祸。毛治国理政27年,朝战3年,大饥荒5年,文革10年,27年中战争、饥荒、动乱有18年,其余9年亦是运动不断,从土改到四清,大运动套小运动,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所有这些给同胞带来史无前例苦难的折腾,毛的说法从来是为了六亿人民,为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林彪私下评毛,毛自认为代表人民,以人民自居。” 

为什么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几乎占据了党的核心地位?为什么极左的错误路线能够大行其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形成的个人崇拜,使得毛泽东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威权,一言可以置人于死生异境,到了后来发展成一句顶一万句,他本人成了真理的化身,党内外无人敢于也无人能够反对他。文革的发生,充分说明,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

个人崇拜,是一种现象,其实质,也还是专制主义。说一个人是红太阳,和说他是真龙天子,有什么区别?廉价的掌声,即使潮水般响亮,也代表不了民意,免不了最终遭受历史的嘲弄。对个人崇拜保持高度警惕,其实就是警惕专制主义。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都出现过权力过于集中的情况,一些国家搞个人专制,比如苏联东欧发生大清洗、大镇压等政治异常现象,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些都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结束文革以后,共产党认识到了个人崇拜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危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开放,这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这一改变是历史性的。中国社会呈现出空前团结的气象,百业待兴,“破碗也能盛满水,”人民对改善生活有了盼头。

 

三、十年文革,亿万人互相诬陷迫害

 

另一个方面,阶级斗争理论也是文革重要的思想根源,并一直贯穿着整个文革期间。长期阶级斗争的巨大惯性,以及传统观念所造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使党内分歧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色彩,以至最终导致文革的发生。

文革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然后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对待他们。走资派、牛鬼蛇神、叛徒、内奸、保皇派、地富反坏右、打砸抢分子、五一六分子、臭老九、文艺黑线、教育黑线、右倾翻案风等等,名目虽然不同,但都以阶级敌人的面目被推到世人面前,成为全民公敌。有谁一旦位居其中,免不了要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

1966年底以后,社会分裂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两派都宣称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而对立派别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敌人。一旦一派占据上风,则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决不手软。

文革受难者高达一亿人,其中,两派斗争的受害者,也就是是当初积极投身于文革的社会大众,占绝大多数。因为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很多地方留下了枉死的红卫兵墓园。在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也令人瞠目。夏衍仿《剃头歌》写了首《整人歌》:“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语带俏皮,语带无奈,语带黑色幽默,能看出当时斗争的残酷性以及人们不能免于恐惧的心情。因为文革期间,今天是革命阶级,明天可能就是反革命阶级。迫害和被迫害的角色转换可以在顷刻之间。所有人都提心吊胆。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大大缩小了打击范围,整倒的实际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上千万。

文革结束后,老作家叶圣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十年人祸,相识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作家秦牧说:“我是个交游不广的人,但后来计算了一下,我握过手的相识的人,横死者竟达二十七名。从这一点推论,全国牺牲者数量之巨,也就可以想见了……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余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余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被毁。

可以说,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时代,开始失去道德底线和人性控制的标志。十年文革,亿万人互相诬陷迫害,如此胡编乱造的大量罪名,如此赤裸裸进行的残酷屠杀,在人类历史之中也极为罕见。

 

四、阶级斗争思维为什么错了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继续运用阶级斗争思维的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说:“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在这里,《决议》已经明确地指明了照搬革命年代的对敌斗争方法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就是滥用敌我矛盾、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将党内意见分歧放大为阶级斗争的结果。

1997年修法的时候,取消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显示了符合常理的政权属性。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法律不会允许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不允许分裂国家、武装暴乱、颠覆政权和推翻现有制度等“革命性”行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根本错误在于,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因而还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一种典型的敌对思维,错误地将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扩大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邓小平所说的安定团结,正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拨乱返正,以及对经济建设的渴望。

文革之后,国门渐渐打开,中国人发现自己在轰轰烈烈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世界上很多国家却在努力发展经济,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始腾飞,比如像亚洲的“四小龙”,中国由于搞政治运动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了。坊间传言邓小平曾反思:二战以后,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而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受穷。这可能也是一般老百姓心中想说,却不敢说出口的话。

 

五、民主政治是新型国家建立的逻辑基础

我们为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的目的,就是要结束专制王朝的更替,建立现代新型国家。而民主政治,正是现代新型国家建立的逻辑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府的建立,正是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什么叫划时代?用徐友渔的话说,就是国家取代了朝代。

王朝政治应该到此而终,中国的历史应该翻开全新的一页,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弥合社会创伤、进行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上。但是毛泽东没有,他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強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而对于1957年后发展起来的错误,当时党内外都已有所认识,党内也存在着与之对立的正确发展趋势,但都没有阻止住“左”的错误发展。而且,每一次纠“左”的努力,都导致了它的反弹和再次膨胀。

暴风骤雨般革命时代造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思考问题,用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很难否定自我,放弃传统的斗争思维和革命方式,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神力和武力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文明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枪杆子,只能来自于民意和民心。权为民所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认识的局限性,体现在对“以党治国”的迷恋上。“国家的一切决定、命令和法律,都必须得到党的相应指示”,造成“党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扭曲,极易产生专制主义,阻碍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前进。

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教授撰文说,近年来我国政法领域发生了不少引入注目的的争论,其中包括党与法的相对位置之争、政改前进还是倒退之争、严厉压制言论是否必要之争、宪政正当与否之争,等等。这些争论看起来是孤立的,实际上都源于治国理念内部要素间关系的紧张。说得更具体些,就是源于“以党治国”的传统治国理政方略,同中共十五大之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方略的冲突。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当初改革启动时的先天缺陷有关。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深化改革的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依法治国来取代以党治国。

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分野,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分野,就在于专制还是民主,在于权力的合法来源,合法使用,合法交接。在合法的前提下,社会发展处于可控的相对确定的范围之内。这种确定性,可以使身处其间的人们,免于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从而获得身心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争取民主自由,为告别专制和落后,为建立文明和先进的现代国家而奋斗,我们不能成为我们最初所反对的那种人。

 

六、不能把法律当统治工具

 

1955年1月间,刘少奇曾经说:“在宪法颁布以后,我们必须加强法制,要善于利用法制,利用国家政权和社会群众的力量来开展阶级斗争。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1955年7月间,刘少奇又在北戴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指示说:“我们的法律是要保护人民去同敌人斗争,而不能约束革命人民的手足。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1955年7月间,刘少奇说:“检察院当前第一条任务,就是要保证把该捕的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起来。宪法已经规定了,逮捕和起诉都要经过检察院。如果不经过检察院批准,捕人是违法的。现在党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要把那些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所以检察院要很快把批捕、起诉全部担负起来。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他还再三强调:“检察院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个机关同公安机关一样,同样是党和人民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锐利武器,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必须保证检察机关在组织上绝对纯洁。”

从刘少奇的上述指示和讲话来看,他是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看待法律和法制的,而且明显带有党权、政权高于法权的倾向。一旦认同党权、政权高于法权,那么法律就只有工具属性而没有价值属性,进而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陈云对新闻立法的反对,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可见,在当时的认识里,法律只是实行统治的工具,而不是能把权力关进去的笼子。这或许就是文革前三十年,法律制度建设几乎一篇空白的根本原因所在。

制度建设的成本可能会很高昂,在极端的条件下,甚至需要流血牺牲。但是一旦建立起来,维护社会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以党治国,必然会带来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的后果,再好的制度也会沦为摆设,从而妨碍法治的实施。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反腐败的制度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最多的。新加坡只有一个反贪局,香港只有一个廉政公署,为什么这两个社会很清廉?中国反腐败制度有多少,党有纪检,政府有预防腐败局、反贪局,人大有,政协有,每一个大学都有,但是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反腐败的人是最腐败的。我以前看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他是北京反贪局的局长,他自己最腐败,这样的情况哪行?所以王岐山提出一个思路就是先治标后治本,我是非常赞同的。如果从制度来说,也不是说制度越多就越好,中国的制度已经太多了,关键是什么样的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的腐败就是因为一党制,因为太集权。我说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内部分权太多了,党内那么多的正副职位,那么多的反腐败机构,但谁也不负责,反而给腐败的人很多的机会。到底谁负责?新加坡很简单,如果出现腐败了,就是反贪局负责,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其它什么机构。香港也是一样。”

郑永年教授看到了现象,但是没有触及根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反腐制度不在多,关键看谁负责,让腐败官员去操作照样会腐败。而我们认为,这恰恰就是以党治国的后果,是制度没有权大的结果。当然,有一点他说得是对的,他强调了人的因素:清廉的人去建立的制度才叫好的制度,腐败的人建立起的制度还是不好的制度。但即使是好制度,如果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充其量也是花瓶而已。想想当年毛泽东作为党主席手举党章要求发言,和刘少奇在文革中作为国家主席手举宪法要求权利的情形相比,有何霄壤之别?

 

七、以开放心态对待各种社会力量

 

以党治国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拒绝甚至压制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使得执政党难以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而成为问题本身。

中国共产党拥有八千多万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共产党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力量,但不是唯一力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社会的其他力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不同的利益诉求,国内矛盾进入多发期。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无疑会给党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应该认识到,这也是进行自身建设、避免僵化的动力来源。

执政党的自信,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在打压和钳制其他社会力量上面。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发展是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不同社会力量公平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一家独大、笼盖四野的结果。一个文明的社会,绝对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社会,而应该是各种社会力量合理相处的社会。

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一。民主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而应该是精神,更应该是制度安排。民主最根本的体现,是宪政框架。是否能够把执政行为置于宪法的框架之内,是民主与否的试金石。可以说,宪法,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小公倍数,是按照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订立的契约,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基石。最小公倍数,才可能构建社会共同体。既然是共同体,就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平等参与。不应反对、限制、打击中国社会其他也想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作用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会带来共同体的解体,只会进一步巩固共同体,从而带来社会的稳定。

不同社会力量的参与也意味着责任的分担,执政党把一切都抗在自己身上,总有一天会不堪重负。除了共产党外,没有其他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动,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同舟共济,不应当只限于八个民主党派,八个民主党派也不能只是陪衬。不能像过去国民党一样,搞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应当容忍、允许、支持、鼓励其他正常和社会组织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发展、参政议政。

民主政治是不同于专制政治的新形态的政治,它以民众的选举过程中的噪杂喧闹,来代替了暴力屠杀的血腥,“以数人头代替打破人头”;民主能驯化权力,而不是不要权力。它是要把权力放在笼子里,不让它随便出来伤人。而放在笼子的权力,对于掌权者本身也是最安全的,因为它免除了其最大的威胁:被另一种暴力取代的可能性。如此,才能告别政治野蛮,迈入政治文明,实现共同体的长治久安和政治安全。

民主不是对既有体制的剥夺,而是对既有体制的保护。危言耸听地警告当政者民主如何如何坏,实行民主会失去权力、失去利益等说法,毫无历史观和现实性,只能使之离时代潮流越来越远。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保卫公民的自由,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际政治中实现永久和平的美好理想。

 

八、结束以党治国从依法治国开始

 

童之伟教授认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以党治国”,是完全对立的治国理政方略。改革开放前,执政基本上采用的是“以党治国”方式。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向“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向转变。

揆诸历史,共产党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共十五大的事情。此举标志着中共治国理政方略的根本性创新,同时也是对“以党治国”执政方式的直接否定。十五大后,全国人大随后修改宪法,在宪法第5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此之前,中共党章已具体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并在十五大用党章修正案的形式,规定了后来写入宪法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方略。

其实,此前宪法第5条的下列规定,已经在不小程度上表达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以党治国”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虽然看起来它们两者也有些可以并存的地方,但总体而言是严重对立、无法兼容的。“以党治国”的典型表现,是党的机构与国家机关不分、党产与国家财产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且以党代国(政)、以党权代法等等,这些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能相容。

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用宪法、法律明确党权范围,规范党权的行使程序,并从法律关系主体、机构、财产、人事等方面分开党与国。万万不能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旗,行 “以党治国”之实。

诚然,一切新制度都脱胎于旧制度,旧制度必然会在新制度中留有辙痕。改革路径的选择免不了历史的作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演变,受过去的影响,同时它们也限制了当前改革路径方式的选择。不赞成以党治国,并不意味着不赞成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执政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上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组织上重要干部人事的选拔、举荐、决定,以及思想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引领,并不是要包办代替国家机关,即人民权力机关和行政、司法、检察机关的工作。党的领导有宪法依据,也必须依法领导。党通过立法或修法行为,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让法律成为包括执政党自己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虽然法外有党规,但党规只是执政党内的规矩。在法治时代,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强调行为规则,即法律制度和社会行为的通则,这是法治社会全体成员包括执政党成员在内的行为准绳。

中国是有宪法的国家,一部合乎全体中国人民利益并且能够切实实施的宪法,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最小公倍数。前一段时间,政府官员在就职时面对宪法宣誓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结束以党治国,就应该从依法治国开始,而宪法,是最大的法。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要把所有社会力量,包括执政党,置于宪法的权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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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斌:极端专制的产物- -文革

November 2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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